朱执信传（5）
五新知识的热烈追求者执信的天分固高，但他并不因此而忽视学力，他的求知欲很强，对于新知识的追求，比什么都要热烈，所以他的学问天天都在进步，他的思想时时刻刻都随着时代前进。
少年时候他在乡间读书时，他欢喜阅读新学书报，接受了新的思想。到日本后，他立刻信仰三民主义的学说，成为最彻底的革命主义者，这是很好的例。
讨袁军事结束后，他离开广州到上海。民国六年，国父回粤护法，他也跟来。
第二年，国父因广东局面困难，离粤赴滬，他也离开广州，到福建漳州的粤军部队里住了一下，转去上海。
民国八九年间，国父命党人在滬刊行建设杂志，鼓吹革命建设思潮，他也是其中主要的分子。
这个时候正当
“五四运动”的高潮，全国人士都被卷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怒潮中，他便立刻迎上了这种新潮流。
民国八年七月里他写一封信给中国国民党今总裁蒋介石先生说：“弟现在视察中国情形，以为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，故决心以此洁癖力量全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，不欲更涉足军事界。”于是，他一面站在革命立场上，指导群众的爱国运动，如学生今后之态度，群众引动与促进者，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一类文章，便是为此而作。
他这时寄一封信给古应芬说明这个意思说：“来书论为人类奋斗一节，恐怕中国人民尚未作得来，弟以为惟未做得来，所以不能不提倡。至于此次风潮仍系以爱国两字激发，弟岂不知，但欲望其于爱国之内容，更加以研究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耳。爱国与爱人类，是有个程序，弟之意正与兄同。......然非于提倡国家主义时，同时警告之以尚有较高之目的，将恐流入偏窄之国家主义，而侵略主义随之而兴矣。即如往年主张强有力政府主张帝政者，不外谓如此始能富强耳。求富尚有不损人之途，求强则不免于侵略，故杨度谓德日能强能富，法美能富不能强，在彼虽为赞成帝制之口实，而在信其说者，则固以富强国家为目的，从而当效德日，不当效法美也，即应学侵略主义，不应学抵抗主义也。观于睡狮醒一语入人之深，可以知之矣。人人知爱国，而爱之适所以害之，如兄所谓日本人心理，仇视中国者，仍居百分之九十几，仍是爱国的意思，正证明爱国不特不必于人类有益，抑且不必于国家有益，惟爱国同时爱一切人类，始能有益于人类且有益于国家耳。此弟所以提出为人类奋斗一义也。”这一段话是国父民族主义最正确最完全的注解，也可见他指导群众运动的苦心！
另一方面，他又以思想家的地位，参加了新文化运动。胡适之等提倡白话文，很受一班人士的欢迎，他也认为白话文是传达意志的新武器，极力主张，自己的文章也多用白话文发表，有人写信问他，既然主张用白话文，何以有时仍不放弃文言呢？
他回信说：“所以主用白话文，以其渐近自然也。所以自不多用白话为文，以少日惟操粤语，其一普通语为文之不自然，犹之文言，抑又适之。”所以他更进一步，主张用各地方的土话来写文章。
比流行的白话文更为自然，更为便利，这种前进的思想，是够使人惊叹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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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时候他在乡间读书时，他欢喜阅读新学书报，接受了新的思想。到日本后，他立刻信仰三民主义的学说，成为最彻底的革命主义者，这是很好的例。
讨袁军事结束后，他离开广州到上海。民国六年，国父回粤护法，他也跟来。
第二年，国父因广东局面困难，离粤赴滬，他也离开广州，到福建漳州的粤军部队里住了一下，转去上海。
民国八九年间，国父命党人在滬刊行建设杂志，鼓吹革命建设思潮，他也是其中主要的分子。
这个时候正当
“五四运动”的高潮，全国人士都被卷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怒潮中，他便立刻迎上了这种新潮流。
民国八年七月里他写一封信给中国国民党今总裁蒋介石先生说：“弟现在视察中国情形，以为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，故决心以此洁癖力量全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，不欲更涉足军事界。”于是，他一面站在革命立场上，指导群众的爱国运动，如学生今后之态度，群众引动与促进者，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一类文章，便是为此而作。
他这时寄一封信给古应芬说明这个意思说：“来书论为人类奋斗一节，恐怕中国人民尚未作得来，弟以为惟未做得来，所以不能不提倡。至于此次风潮仍系以爱国两字激发，弟岂不知，但欲望其于爱国之内容，更加以研究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耳。爱国与爱人类，是有个程序，弟之意正与兄同。......然非于提倡国家主义时，同时警告之以尚有较高之目的，将恐流入偏窄之国家主义，而侵略主义随之而兴矣。即如往年主张强有力政府主张帝政者，不外谓如此始能富强耳。求富尚有不损人之途，求强则不免于侵略，故杨度谓德日能强能富，法美能富不能强，在彼虽为赞成帝制之口实，而在信其说者，则固以富强国家为目的，从而当效德日，不当效法美也，即应学侵略主义，不应学抵抗主义也。观于睡狮醒一语入人之深，可以知之矣。人人知爱国，而爱之适所以害之，如兄所谓日本人心理，仇视中国者，仍居百分之九十几，仍是爱国的意思，正证明爱国不特不必于人类有益，抑且不必于国家有益，惟爱国同时爱一切人类，始能有益于人类且有益于国家耳。此弟所以提出为人类奋斗一义也。”这一段话是国父民族主义最正确最完全的注解，也可见他指导群众运动的苦心！
另一方面，他又以思想家的地位，参加了新文化运动。胡适之等提倡白话文，很受一班人士的欢迎，他也认为白话文是传达意志的新武器，极力主张，自己的文章也多用白话文发表，有人写信问他，既然主张用白话文，何以有时仍不放弃文言呢？
他回信说：“所以主用白话文，以其渐近自然也。所以自不多用白话为文，以少日惟操粤语，其一普通语为文之不自然，犹之文言，抑又适之。”所以他更进一步，主张用各地方的土话来写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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